蒋方舟:抛开什么隐喻不隐喻,童年本身,就像您说的,像个监狱,要想如实地把它在叙述里还原,必须重新把自己关回去,让所有的胆怯和恐惧回来。而不是出狱之后,笑着从中提炼出美好的东西。

陈丹青:“监狱”一词有点过分,我说着玩玩。我不知道是否要“关回去”。我没写过自己的童年。

蒋方舟:为什么不写?不写就忘了。刚刚说的贾樟柯的《小武》真好,《四百击》也真好,我觉得那是因为能够狠心将自己关回那个监狱。而这样的经验,可能在艺术生命里也只能有一两次吧。

陈丹青:是的,不写就忘了。钢琴家鲁宾斯坦回忆录写到童年的凄凉,往事历历,忽然惊叫,不!我不要写!赶紧从记忆中逃回来。卓别林勇敢,他详详细细写他又穷又疯的母亲,写他像狗一般的童年——你不错,你的童年远未让你不堪回首,你结结实实写出来了。

我略经“沧桑”,有点故事,但没学会从心理层面与童年记忆纠缠——你这么年轻,可我在你书中读到的是:20岁,甚至十来岁前,人已度尽一生,十足“沧桑”,一肚子说不完的话。换言之,以那点经验写作,够了。你说呢?

当然,这仍然危险。倘若你有志写作(我想你是天生写作的人),而你此番已经掏出了你的“前半生”(我想不出尚余言犹未尽之处),今后你将絮叨什么?我不认为同一经验会被写完,但报复感不易持久,假如你已报复。

蒋方舟:这恰好是我现在最大的困境,我的小前半生被自己不节制地说完了,自己还解剖分析了一通,后半生却还没启动,完全出于叙述的真空状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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